从考古资料看楚文化的影响（博古知今）

　　楚国是周代极其重要的诸侯国。立国时虽国力弱小，“土不过同”，后来却成长为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之一。国力强盛时，西至巴蜀，东至大海，“地方五千里”。从不断积累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到，丰富灿烂且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，体现了楚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

　　安徽武王墩大墓考古正在进行中，新的考古信息为研究楚文化提供了新资料。我们对楚墓的了解，始于上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。此墓多次被盗，出土青铜器近千件，有铭文者70余件，包括一大批楚王重器。因其位于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之郊，专家推测墓主应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。1951年10月，考古学家夏鼐带队在长沙近郊进行古墓葬清理发掘，发掘多座东周楚墓，第一次发现完整的楚墓棺椁和楚国竹简。此后又有河南信阳长台观楚墓、淅川下寺楚墓，湖北荆州江陵楚墓、楚郢都纪南城、当阳赵家湖楚墓、大冶铜绿山古矿业遗址等发现，楚文化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
　　在东周各国墓葬中，楚墓是发现最多的。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到，春秋至战国，楚墓墓葬形制有比较大的变化。春秋时期均为竖穴土坑墓，地表没有封土，墓坑内不设台阶，也无墓道。战国时期，虽还是竖穴土坑墓，但中等级以上的贵族墓都有封土。荆州楚郢都纪南城北纪山陵墓区，有许多大墓的封土直径40—100米、高6—10米。被推测为楚王墓的熊家冢陵墓西侧发现排列有序的车马坑40座，南侧发现殉葬墓92座。这类墓一般都有斜坡墓道，多数为一条，也有两条者，如可能是楚顷襄王墓的河南周口马鞍冢就设有两条墓道。战国时期的大中型贵族墓，墓坑壁往往设多级台阶，规模越大，墓坑越深，台阶越多。湖北荆州天星观邸阳君墓有15级台阶，荆门包山二号墓、枣阳九连墩1、2号墓有14级台阶，荆州望山1号墓、藤店1号墓有5级台阶；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有7级台阶。小贵族墓有的也有1级或2级台阶或墓道，平民墓则无封土、台阶和墓道。武王墩一号墓的台阶数量为21级，是目前考古已知楚墓中最多的。

　　楚贵族墓的随葬品主要是铜礼器。按周制，天子用九鼎八簋，卿用七鼎六簋，大夫用五鼎四簋，士用三鼎二簋。楚墓基本应用此制度。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，据著录可知，起码有大镬鼎2件、平底升鼎9件、带盖圆腹鼎24件，另外还有簋、鬲、簠、敦、豆、尊缶、壶、盥缶、盘、匜等，据此可知，该墓肯定有牢鼎数套，其最高规格应是九鼎八簋之制。淅川下寺二号墓，墓主是楚令尹，相当于卿。该墓两次被盗，现存的铜礼器有平底升鼎7件，即大牢七鼎之制。荆门包山二号墓，墓主为楚国左尹，其身份等级仅次于令尹。据所随葬的鼎数，应为大牢七鼎和少牢五鼎各一套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，离不开当时社会的大背景，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礼制文明。礼制既是生活习俗，又是思想信仰，更是政治制度。夏商周三代是一种礼制性的社会，凭借礼制来维护社会秩序，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礼制文化，具有向心性、统一性和连续性的特质。

　　从考古资料看，东周时期，我国南方形成了几支不同的文化系统，江汉平原是楚文化，长沙一带是百越文化，汉淮间地区是汉阳诸姬（周王朝分封在汉水以北的姬姓诸侯国）文化区，淮河下游是群舒文化区，江浙地区是吴越文化区，四川盆地及峡江地区是巴蜀文化区，岭南是南越文化区。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楚国向四周扩张，楚文化不断统一着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，对周边地区也有强烈影响。汉淮间诸国原本属于周文化系统，至春秋中期开始逐渐楚化，融入楚文化之中。淮河下游群舒文化至晚在春秋晚期也渐变成楚文化。长沙地区的百越文化到战国早期变成楚文化。战国时期楚文化对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，对峡江地区及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都有强烈影响，峡江地区也属于楚文化范围了。

　　岭南两广地区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域，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。秦汉时期，这里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变化。从墓葬形制看，基本上是椁内分箱的楚制。墓葬随葬品主要由三种文化系统的器物组成。一种是楚文化系统的器物，如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，既有楚式铜鼎，还有仿楚式的陶鼎，一些中型墓中也多见楚式或仿楚式的鼎、壶、罍、盘等礼器。另一种是秦汉文化系统的器物，如蒜头壶、扁壶、鍪、釜、釜甑、汉式鼎、钫、圆壶等，这类器物在岭南先秦时期的墓葬中几乎不见，而大量见于岭北各地的秦汉墓中，属于典型的秦汉式器物。再就是本地传统的越文化系统器物，如越式鼎、各式各样的印纹硬陶器等。这种转变，应是秦汉大军南进时将两湖地区的楚文化迅速带入岭南所致。

　　楚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真实写照，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（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）

　　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24年06月23日 07 版）